他们目光灼灼，他们感人肺腑，
那两道贯穿始终的电流，
像是要执意温暖这段岁月深处一切一切的流离失所。
在我所有认识的朋友中，袁牧也是唯一一个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男生。
他有一间日式料理店，取名“蘑菇家”，不是那种很地道的日本料理，有时候甚至售卖薯条、汉堡或者明虾沙拉。可食材新鲜，味道正宗，前来光顾的大多都是回头客。
餐厅在城市中唯一一座福音堂的一楼，下午五点开门，摆好桌椅布好场，一旦夜幕降临便被打回原形—酒吧，卖生啤跟好喝的烈酒，最有名的应该是加了糖浆的Mojito。
营业到凌晨两点半，收摊打烊，然后老板娘驱车上路，将酩酊大醉的朋友们挨个儿送回家。
牧也总会给朋友们打折，也给朋友的朋友打折，好像餐馆不是他家的。
像是冥冥之中约定俗成，餐馆整日外卖，不打电话前去往往扑个门闭楼空。朋友们屡屡提议，怎么着也在门上贴张告示吧，可牧也摇摇头，解释说，来的都是朋友，小店口口相传，新客要真的有心，自然想方设法打听得到。
老板娘郑屿安算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数一数二的大长腿，听说父辈来自遥远的巴音郭楞。
要知道，像我这样的霍比特星人，只乐意跟腰长腿短的小矮子们交朋友，我们的嫉妒心简直就是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。
有好几次跟姐们儿粒粒文逛街，看着擦肩而过的那些身材曼妙腿长腰细的小美人，粒粒文咬牙切齿地跟我说：“在唐代，像她们这种身材的人，都会被打断双腿、挖掉双眼，捆起来做拴马桩的！”
她眉飞色舞地讲着，我挽着她的手臂，听得毛骨悚然，瞠目结舌。
其实郑屿安跟我们一伙儿人并非幼年相识，情谊深厚，她最初也不过是众多食客中的一个，经常光顾，每周四回，一三五七。她一般都来得很晚，店里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。
那是很多年之前，大家都还眉眼青涩的时候。彼时，“蘑菇家”仅仅是一间规规矩矩的居酒屋，虽然味道不正统，可清新的日式装修风格在这座准二线城市也称得上仅此一家。
我当时已经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十八线小作者了，写不出字儿的时候，就整日泡在“蘑菇家”，跟牧也眉来眼去，拼酒拼茶。
我跟袁牧也向来以兄弟相称，走路的时候喜欢将手臂搭上他的肩。朋友屡屡调侃说：“你俩也别称兄道弟了，多累啊，不如做夫妻来得利落。小妞儿你下嫁给他啊，有店有酒，起码一辈子不愁吃喝，闲来无事的时候你就坐在落地窗边看朝阳看日落看帅哥，指不定还能撞上几段露水情缘呢！而咱老袁也不吃亏，有故事有美色，未来的某天再靠你出本自传，将来指不定还能名留青史呢！”
对座儿的几个男生听后激动得恨不得抄起桌椅板凳，我佯装出又哑又聋的样子起身给大家端瓜子酒水，而桌子那头的袁牧也正不动声色抿着笑，将那副紫砂茶壶嘴儿嘬得“吱吱”作响。
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，有次郑屿安像往常一样来店里吃饭，点了碗荞麦面。兴许是工作上遇到了挫折，她将头埋得很低，然后吃着吃着便开始哽咽。这可是吓坏了在吧台一头喝茶的袁牧也，可还没等他撇着眼角弄清楚状况，她便一个白眼儿杀了过来—“老板，怎么搞的！这面太咸了！”
袁牧也愣了一下，快步走上前，一边赔笑一边端起面碗闪身进厨房。他站在灶边，拿起小勺舀汤喝了一口。明明不咸啊！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给她重新煮了一碗。
良久，待袁牧也端着托盘出现在长桌尽头，已然不见了郑屿安的身影。只见桌面上放着一纸钞票，牧也晃了晃神，伸手将钱收好，坐在方才她坐的位子上若有所思般一口一口吸着面条。
牧也常常给郑屿安打折，屿安没有看账单的习惯，因此之前从未发现过。可有次郑屿安点了份套餐—一碗肥牛饭、一份天妇罗、一份炸鸡、一份海带外加饮料跟甜点，算下来一共才不到四十块。当袁牧也将账单双手奉上的时候，屿安的目光不由一愣。她也不急着掏钱了，仰头便问：“老板，算错了吧？”
“折扣价。”牧也笑了笑。
郑屿安不罢休，幽幽问道：“你这是食材过期大促销吗？”
牧也满脸诧异地摇摇头。
她又问：“那你是因为做不下去了要大酬宾吗？”
牧也加大了摇头的力度，像是欲乘风破浪。他在心里轻轻笑，这姑娘，怎么就不懂得见好就收呢？
姑娘顿了一下，坚定了目光，将杯中的酒水仰头干尽，接着用试探的语气问：“那……你是想泡我吗？”
没料到她竟如此直白主动，袁牧也目光怔了怔，低下头，嘿嘿一笑。
郑屿安见状，将一百块往桌上一拍：“不用找了！”
之后的三个周，他再也没见过她。
郑屿安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带自己的项目，收入不低。她不同于这城市中身陷逼仄苦苦挣扎的上班族，满脸倦意，累得好听话都懒得说。她妆容精致，裙角带风，她习惯穿搭得体，极具自己的风格。有时候是衬衫配穆勒鞋，有时候西装搭牛仔裤，就连一件三十块的T恤，都能被她穿出自己的味道。
她在离“蘑菇家”三站路的高档小区租了间挺大的公寓，重新装修，连浴缸都是昂贵的设计师款。她认为自己工作如此努力，生活又如此艰辛，用昂贵的消费与惬意的居住环境慰劳慰劳自己好像也并不为过。
屿安大学时期曾在日本交流过一两年，因此对牧也的酒屋情有独钟。她说虽然这里的食物比不上京都的传统可口，可环境舒适啊，小小一间餐厅，装潢得有模有样，一到傍晚生意兴隆，人少的时候听着大和小调，吃面都能吃出仪式感呢！再说这里缓慢的节奏与白日里的繁忙琐碎相比，简直像是飘入了另一个宇宙。
因此，她常常下班便来店里吃饭，逢人多会跟大家一起谈天说笑摇骰子，如人少还能在牧也的特别招待下喝上一小壶梅酒。
牧也喜欢她，这个我最早知道，早到他帮她递纸巾的时候，他挖空心思给她准备小菜的时候，他用余光偷偷瞄她，暗自揣测小菜是否合她口味的时候。这种时候，我一般都翻着白眼儿坐在吧台的另一头。
郑屿安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日子久了，牧也不但随心意给她赠送小菜，还为她介绍自己的朋友。那时候的袁牧也二十过半，精力旺盛，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摇滚乐队，队友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好友。他们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在这座城市留了下来，白天做普通的工作，晚上来“蘑菇家”聚会。餐厅大门前有一方足够大的空地，牧也时常摆桌摆琴，呼朋唤友，来店前喝酒唱歌。
因此，在“蘑菇家”的马路对面，你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—在顶着虔诚十字架的塔楼底层，一群人喊着崔健，敲着架子鼓，而宽阔的落地窗之后，一个男孩坐在长桌一头翻着漫画，另一头，一个长发姑娘安安静静地吃着一碗乌冬。
当然，还有一个标配版骚气小妞端着托盘穿过人群，时不时随音乐左右摇摆着。
那个妞儿，就是我。
有天恰逢心血来潮，袁牧也创了道新菜式，挺骚气的名字，叫“极地恋人”。说是菜式，其实是一道餐后甜点，简单来讲就是一坨绿油油的抹茶冰激凌，顶部浇上一杯单份Espresso。
那是个稀松平常的礼拜一，大概是糟糕天气作祟，我因为天昏欲雨导致精神颓丧写不出一个字儿，便从早到晚泡在了“蘑菇家”。袁牧也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他在后厨备菜备料，刚好留我在前门看店泡茶。
当我抱着电脑抖着腿，一路晃荡到后厨的时候，昏暗的灶台边，袁牧也正窸窸窣窣地搅拌着什么。他背对着门口，加上我的脚步很轻，许久，他都没察觉到我就杵在他身后不远处。可就在回身开冰箱的瞬间，他被吓了一大跳，惊呼一声，跟着向后退了一步，再夸张点，就差把大锅抛向半空了。
还没等他抱怨我“无影飘”的走势，我便先发制人道：“干什么呢！鬼鬼祟祟的！”
他看着我，丧丧的目光中带着BlingBling的贼光：“什么干什么？没看我正备菜呢吗？倒是你，躲到背后吓人，你想干吗？”
他的反唇相讥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：“备菜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营生啊！看你是在煮人头寿喜锅啊，还是在包人肉水饺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身体用力向前倾，脑袋都快要伸到锅里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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